北宋皇帝年号，四十二年用了九个年号，每一个都有深意

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庙号为“仁宗”的只有四位皇帝，分别是宋仁宗赵祯、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和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而第一个使用“仁宗”庙号的正是北宋第四位皇帝赵祯，可谓是千古第一仁帝。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这期间是北宋经济最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最好的时期。

宋人周正夫曾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即宋朝对皇帝的称呼。北宋末年殿中侍御史陈师锡在《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中写道“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那么宋仁宗在位期间究竟有哪些作为，竟然能得到如此高的历史评价？我们可以从他用过的九个年号来分析，皇帝改元一般都是有意图的，能够看出当时的时局变化。

宋仁宗13岁继位，54岁驾崩，在位期间用了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共九个年号。我们来依次盘点一下每次改元的政治意义。

天圣

宋仁宗于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继位，按照中国古代皇帝登基的传统礼节，新皇帝登基当年是会沿用先帝年号的，以示尊重。次年（1023年）宋仁宗改元天圣。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宋仁宗才13岁，还没有掌握朝政大权，改元这事都是大臣代劳。宋真宗遗诏已经说了“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权处分军国事”，因此这个时候是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掌握大权。太后和皇帝共同主政，那就是二圣同临天下，即“二人圣”，“天圣”年号由此而来。

明道

宋朝年号历来不会沿用超过九年，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年号用了4年、乾德年号用了6年、开宝年号用了9年；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年号用了8年、雍熙年号用了4年、端拱年号用了2年、淳化年号用了5年、至道年号用了3年；宋真宗赵恒咸平年号用了6年、景德年号用了4年、大中祥符年号用了9年、天禧年号用了5年、乾兴年号用了1年。可见宋仁宗以前年号使用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九年，宋仁宗不敢超越自己的伯祖父、祖父和父亲，就于天圣九年（1031年）与大臣商量决定次年改元“明道”。这个时候太后刘娥还在垂帘听政，“明道”年号与“天圣”年号有异曲同工之妙，“明道”乃日月并道的意思，“日”当然指的是皇帝赵祯，“月”指的就是太后刘娥了，“明道”年号依旧反映了太后主导朝政的局势。

景佑

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临朝称制十一年的章献明肃皇后刘娥崩逝，享年64岁。已经24岁的宋仁宗终于可以亲政了。此时宋朝连年大旱，刚刚亲政的仁宗决定次年改元“景祐”，并说道“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希望治下的大宋朝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景佑”完全体现了宋仁宗自己的想法，不必再迎合别人，因此“景佑”才是宋仁宗真正意义上用的第一个年号。

宝元

景祐五年（1038年）宋仁宗又于当年改元“宝元”，将景祐五年作宝元元年，这次改元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解释说“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即因宋仁宗在郊外祭天才改元“宝元”，有吉祥如意之意。可惜这个吉祥如意的年号没有给宋朝带来好运，宝元元年北宋藩属党项政权的首领李元昊脱离宋朝，去宋封号，自立为帝，建立西夏。宋朝与西夏的关系全面破裂，西北局势严峻。宝元二年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朝承认西夏政权。北宋朝堂上大部分官员都主张讨伐西夏，宋仁宗也是当机立断地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并兴兵讨伐，长达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战争由此爆发。

康定

宋夏战争爆发后，宋仁宗对李元昊十分不爽，顺带着看“宝元”年号中的“元”也不爽，便于宝元三年（1040年）改元“康定”，宝元三年作康定元年，意为富足安定。可是改年号这种自我麻痹的方法改变不了宋夏战争中宋军节节败退的结果，理想中的富足安定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宋朝官员就觉得“康定”这个年号没有想象的吉利，又嚷嚷着要改元。

庆历

康定二年（1041年）宋朝以“康定乃谥尔”，不吉利的理由，改元“庆历”，康定二年作庆历元年。庆历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年号，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应该能勾起不少人上学时的回忆，写出这篇《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就是在庆历年间进行改革的，史称“庆历新政”。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也达成和平协议，史称“庆历和议”，双方定议：①西夏向宋朝称臣，李元昊去帝号，由宋朝册封为夏国主；②宋每年赐予西夏绢十五万匹、银七万两、茶三万斤；③重开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高平寨（今宁夏固原）等沿边榷场贸易。西夏问题暂时解决，让宋仁宗心情舒畅不少。加上“庆历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家一片繁荣昌盛之景。可惜反对改革的势力过于庞大，宋仁宗性格软弱，只得妥协反对派，改革旋即中止。

皇祐

庆历八年（1048年）北方大旱，河北受灾严重，百姓死者十之八九，宋仁宗为求皇天庇佑，于次年改元皇祐。

至和

皇祐六年（1054年）司天监观察天象，报告说四月将发生日食。“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吓得宋仁宗于皇祐六年三月急忙改元至和，并颁发罪己诏：

“朕以寡暗，守兹盈成，缅念为君之难，深为置器之重，周敢怠忽，思致治平，今寻灾异之伙兴，缘政教之所起，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德不能绥，理有未烛，赏罚失序，听纳不明，庶政未协于中，众冤或雍于下，有违万物之性，此皆彰肤过失，警予省修，畏天之威，果果危惧，若将陨于深谷，兹用惕于夙宵。冀召太和之气，更回亿兆之枯。恐惧乎未见，宜改皇佑六年为至和元年以四月一日为始，应天下罪于戏，抑畏于未然，庶竭黄恭，或致消腹，咨尔有众，咸体肤怀。”

宋仁宗在罪己诏中将全部过错揽到自己身上，希望上面不要责罚臣子与百姓，自己也将遍查民间疾苦，找出错误根源并改正。改元“至和”也有“极和谐、安顺”之意。

嘉祐

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46岁的宋仁宗在新年接受百官朝拜时突然发病晕倒，连日昏迷不醒，过了一个月仁宗才康复。仁宗觉得自己这次大病是上天对自己不满，特意降下的惩罚，于是当年改元“嘉祐”，至和三年作嘉祐元年，希望能够得到上天的降福和保佑。可是毕竟这时的仁宗年事已高，而且身体多病，还时常神志不清、说疯话，这是宋朝皇室的遗传病，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和宋真宗也经常发病昏迷，出现严重的言语障碍，继承宋仁宗皇位的宋英宗更是在刚接班的时候就突然病发，狂呼奔跑，疯疯癫癫。

晚年的仁宗遭遇立储危机，虽然自己生了3个儿子和16个女儿，可长子赵昉出生当天就夭折、次子赵昕和三子赵曦都是不到两岁就夭折，此后的20年宋仁宗再没生出儿子。大臣们眼见皇帝无嗣也是着急，纷纷上书要求立皇子。可怜仁厚一辈子的宋仁宗晚年还要被大臣逼着立皇子。嘉祐七年（1062年）被逼无奈的宋仁宗下诏立濮王赵允让（宋仁宗堂哥）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次年宋仁宗驾崩，享年五十四岁。

纵观宋仁宗的一生，他实在不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君主，虽然宽容仁厚，但也不乏性格有些懦弱的缺点。施政理念与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十分相似。不过宋仁宗作为一个守成之君绝对是绰绰有余的。九个年号中，天圣、明道年间是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景祐、宝元、康定年间饱受外患之忧；庆历年间政通人和，国家繁荣；皇祐、至和、嘉祐等年号更多的是体现宋仁宗祈求上天降福，实际上就是对国家现状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