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明代边防绕不开的是非争论，波澜壮阔的伟大军事奇迹，冰冷而又鲜活，散布其间的无数军事聚落，客观折射出明代整体军事哲学。宏大的整体布局，细微的体系建设，几乎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可惜“英雄”终须成败论，百年争议下的长城防线终是明代边防政策失效的“替罪羊”。

《筹海图编》：“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

万里长城之内，还有一道无形的长城防线，即明代海防防线。在东南沿海的海岸线上，星罗棋布着卫、所、巡检司等各种海防机构，堡、墩、烽火台等传烽预警系统布置其间，几乎原样复制了北部长城防线的军事布局，唯一的差别便是海防防线是由万里海岸线串联而成，而非砖石、土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部边境，一方面实力傲视寰宇，海域之外几乎无对手而言；一方面航海及军事技术层面考虑，真正的地理大发现还未到来，因而早期的军事防御方向只有边防一项。海防建设始自唐宋，在元明倭寇猖獗的大背景下，得以被重视而发展。“海防”一词便出自明代抗倭期间，但海防防线的建设是与明代北部边境防线的建设处于同一时期的，明洪武时期，东南沿海大区开始大规模建设军事聚落，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是否只是为了防御倭寇呢？那么，明代重视海防军事建设的重要因素又有哪些呢？

京畿地区防御圈，拱卫统治中心

从古至今，国家的军事防御政策，必定要围绕统治中心展开，在古代封建王朝时代更加显著。明代实行两京制，洪武、建文年间及永乐初期，是以南京其统治中心，永乐中后期之后，直到朝代更迭，则是以北方的北京为统治中心，即便是中后期，南京仍发挥着陪都的作用，重要的军事、政治意义不言而喻。明代两京在地理地域上都存在一个共通点，均在濒海区域之内，因而，彼时的京畿防御圈的侧重点也包含海防建设，而在特定的时期内，海防甚至拱卫统治中心的重中之重。

南京，南直隶长江口防御聚落

《江南经略》：“三吴者，朝廷之重地也，留都门户在焉。”

南京一直处于传统上的南方地理中心位置，地理环境适于建设大型城市，便利的交通将以“三吴”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勾连起来，虽然不属于所谓的中原统治中心，但仍是历代南方政权的都城首选之地。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首选位置是中原地区，但是其对军事防御政策制定的考量非常全面，北宋的前车之鉴让他只能侧重于选择起家的势力范围之内，而南京即是上佳之选。

南京的防御存在着一个缺陷，那就是距离长江出海口较近，来自海上的威胁可以快速溯江而上，对京畿地区造成危害，因而，建立泛长江口海防防御圈就成了南京防御的重点。明初，从南直隶所属的长江口一带到首都南京设立的诸多卫、所、堡、寨及巡司，其地理布局及聚落建设均属于海防范围，其初衷意在保卫京畿，但是到了嘉靖年间，其发挥了更重要的备倭意义。从纯军事意义上，各卫所在倭患期间的表现差强人意，但大量军事聚落的布防，从整体上看，其前瞻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北京，配合长城防线组成经济防御阵列

《明实录》：“北京实为都会，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趋事……今工已告成，选以永乐十九年正月朔旦，御奉天殿朝百官。”

今人议论永乐皇帝之失，集中点主要就是首都的选择，朱棣改北平为北京，到底是军事考量，还是政治需要，这一点历史早已给出了明证。从安全角度考虑，北京在古代封建王朝时代，确实不是上佳的选择，距离极冲地区过近，虽然在地理形势上可以扼控中原及江南，但实际距离太远，不利于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推行。有明一代，北京不但是国家政治中心，更是区域防守的战时指挥部，其对北部长城防线确实起到了梁架作用，但也成了各作战单元的“阿喀琉斯之踵”。

永乐皇帝主政之后，由于大宁都司的裁撤，北部长城防线直抵首都肘腋之处，北京周边的蓟镇、宣府、辽东数面临敌，北京之北无险可据，又无战略缓冲，安全随时受到威胁。而在此之外，北京同南京一样，同样面临着海上威胁，它也有距离海岸线太近的缺陷，这也正是建立天津三卫的重要原因。明代天津三卫区域广大，东北与山海、卢龙、抚宁等沿海卫所相接，南面则与山东都司的青州左卫等沿海诸卫相连，组成了一道环京防卫圈。以北京为中心的环京海防圈是明代整个海防圈的一环，其主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中后期的区域支援之上，真正面临的威胁较少，但这个海防圈的建设，融汇到了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及蓟镇的整体联动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保护境内运输航线和对外贸易港口

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的海防只要是指对贸易航线和贸易港口的保护，而在明代，经济模式和封闭政策的影响之下，纯粹的对贸易的保护行为，只能作为海防建设的侧重点之一，其更重要意义主要凸显在保障交通及军事方面。但客观上看，维护国内物资及军事调运，主要依靠的就是海防防线上的卫所及巡司，其在政治上能够维护稳定态势，在军事上又能扼控生命线。

保障漕运通途，扼守交通要道

《大明会典》：“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南京各总卫所支米3石；江北直隶并中都总各卫所支米麦二石八斗；邳州、徐州、徐州左卫、归德卫等支米麦二担六斗；山东都司及北直隶等九卫支米麦二石四斗。”

海防防线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保护境内运输航线，而运输航线分为河运和海运两种，河运一直贯穿整个明代，海运则时断时续。以运漕粮为主的漕运，对于明廷的统治意义重大，河运主要是依托京杭大运河来完成南粮北送，整个北部边境防线都需要南方粮食的支援，国家的统治中心也需要运河来联通南方富庶地区，这条交通大命脉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存亡，因而在运河沿线的通衢城镇建设了大量的卫所，用来保护运河安全。这些卫所距离海岸线较远，但仍属与海防防线，是整个防御圈的一环，同时，其旗下堡寨仍要扼控海岸线。

海运的主要时期是在明初和明末，明初海运从长江口到山东、辽东，主要是为支援作战及保障边军粮饷，山东都司和辽东都司的许多卫所建设，也是围绕这一任务开展的，尤其辽东在驱逐北元纳哈出势力时，海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明末对后金的作战中，海运的支援作用在后期无比重要，因海运建立的沿海卫所更是成了明军反攻战策的桥头堡，只是后期整体策略失调，让其未能发挥本该有的作用。

保护贸易港口，维持海禁政策

傅元初《请开海禁疏》：“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自岛外欧脱之地。”

贸易港口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是任何一个统治者不得不重视的，明代的海洋政策虽然几经开合，但总体偏紧，抛去落后的思维模式和政治要素，其中心梗概在于维护国家垄断。朝贡贸易带来勘合制度维护了国家对贸易的垄断，打击了走私行为，但同时加剧了沿海倭患，但又因此让明廷大力建设港口海防圈，维护港口贸易，保障港口安全。

明代主要开放三大港，宁波港主要承担对日本的贸易，泉州则是以琉球为主，而广州辐射东南亚及西方，这三处港口的周围建设了大量的海防设施，其密集程度甚至高于京畿地区，足见朝廷对海外威胁和贸易的重视，也变相表现出明廷对海禁政策的是非认知。贸易港口海防圈的建设辐射周边，将整个海岸线串联，使整个海防防线成为完整而有机的整体。

战与防

区域防守策略

《广志绎》：“以山东筹之，则登乃山东东北一隅，犹人家之有后水门也，尚有前堂在，倭从釜山、对马岛乘东风而来，正对淮口，然淮有督储部府，尚宿重兵，在倭不遂登岸也，其登必从安东、日照，此数百里无兵。”

从辽东沿海诸卫的辽东海防圈到天津三卫的京畿海防圈，再到山东海防圈、运河海防圈、长江口海防圈、三大口岸海防圈，整体成线的海防防线，始终以分区防守为主要策略，同时连片联动，在这一点上与长城防线几乎一致。但海防防线的区域防守也有不同点，海防区域内的部分关键点也同时是其他区域的关节所在，所以分区防守的海防防线，也必须整体调动，只是明代海域威胁的整体性不强，让整个防线的作用不明显而已。一个分区之内仍分设多个片区，这和明代辽东都司的多路多方向设置相像，也具有协防的重要意义。区域内由军事聚落到单一作战单元，都平行于“九边“，这也是明代海防建设的重要因素和特点。

互为犄角，快速支援

《明实录》：”恢复辽左，须用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堡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重归巢穴，则辽阳可复。是以应再议于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首先，在海防防线受到攻击独木难支时，除去其他分区海防聚落会策应外，身后的陆上军事聚落也会快速支援。其次，海防军事聚落也要加入整体的陆上防御体系内，在整体军事战略中发挥直接作用，比如登莱海道对于辽东的重要作用。明代后期被动的军事态势，让海防防线真正面对匹配之强敌，但区域仍相对有限，所发挥的作用也只存在支援和协防意义上，但但从其建设因素上看，海防防线如果能配合有效政策，最终意义绝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