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是哪里人：大河流过，大树繁茂

在宁波江北的慈城，老人们知道这样一副对联：

大树将军后，

凌云学士家。

冯骥才出生于天津，却始终与故乡慈城有着无限牵绊。

“大树将军”是冯骥才的先祖——东汉开国名将冯异的雅号。冯异文韬武略、战功卓著，却不慕名利。每当打了胜仗，众将论功时，他总默默避于大树背后。将士们敬佩冯异的为人，敬称他为大树将军。

两千年以后，他的后人冯骥才以“大树”作为自己画馆的名字。冥冥之中，冯氏族谱上相隔超过百代的两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将家国的重任扛在了肩上。

“文学既是孤独的，也不是孤独的。因为支撑文学的还有读者。我会与文学、与读者相伴终生。”在今年10月北京举办的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76岁的冯骥才走上领奖台，聚光灯下，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恒星。

这不是冯先生第一次在小说界折桂，他的《雕花烟斗》《啊！》《神鞭》都曾获得鲁奖的前身——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而当三十多年过去，他在《俗世奇人》（足本）获奖感言里的这番话，让了解冯先生的人不免动容。多年来奔波于大江南北，投入大量精力保护国家文化遗产，似乎疏离了自己挚爱的文学，能够再一次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给他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11月中，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一行人为大树画馆带来给冯先生的新作——《漩涡里》。站在馆内静躺的书画前，面对这棵“大树”，仰之弥高，更多了几分敬爱和心疼。

1966-1976：身在冰河，无路可逃

1966年夏天，硝烟渐渐弥漫于天津街头。

青年的冯骥才高大帅气，有很好的家庭文化熏陶，他热爱世界经典文学和音乐，在绘画方面已展露天才的资质，却因“出身”问题而未能进入中央美术学院。24岁时，他在一家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文革”一来，不仅单位的所有古画、临本、范本被当作“四旧”查抄，连他自己收藏的名画和图书也未能幸免。

那段时间，令这个脆弱的家庭恐惧痛苦的“砸门声”此起彼伏。人性赤裸裸的另一面，让原本沉浸在文艺、美好之中的青年冯骥才，瞬间堕入茫茫黑夜，不知尽头。

冯骥才与妻子

在1967年新年来临的前夜，冯骥才与相处了多年、同样出身不好的女友顾同昭结婚了。两人都生在书香门第，又同是书画社的王牌员工。本来是天作之合，此时结合，却多了几分相互取暖的意味。两家人在饭店吃了一顿简单的晚宴，就算是举办了结婚仪式。一切低调从简，新娘子甚至连红衣服都不敢穿。酒桌上，岳父举起酒杯，低声说句“祝贺，祝贺”，一家人边低头吃饭，边小心翼翼怕引起旁边其他人的注意。

回到家，院子里一群红卫兵正在喊话，拿手电筒往楼上住户的窗子照射。这对年轻夫妇在不足十平米的婚房里，在随时可能有人破门而入的恐惧中瑟瑟发抖，战战兢兢地度过了新婚之夜。

转年又到冬天，儿子出生了。冯骥才和妻子给儿子取名“冯宽”。一个“宽”字背后，不知含括了他父母内心多少的希冀与祝愿。

用冯骥才的话说，五十年并不遥远。“文革”是他“甩也甩不掉”的记忆，恐怕也是长久难以愈合的伤口，但站在冯先生浩浩荡荡的生命大河边，回望来处，恰恰也是这段痛苦的经历，推着他走上了文学之路。

“文学的本质是用光明照亮黑暗。还有，文学的本质必须服从心灵。”一种用文字书写时代的使命感，从此扎根于青年冯骥才的脑海中。他要写下来，写下时代最真实的故事、最真实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情感和渴望。

“文革“秘密写作的手稿

工作之余，冯骥才除了阅读千方百计寻来的各种文学著作，也开始了自己的秘密写作。他从身边的人和故事写起，也写表述胸臆的诗歌，怕被发现，便把作品用极小而工整的字体誊抄，卷成纸卷儿，塞进自行车的一个个车管里保存，最终为了家人的安全又不得不悄悄掏出来销毁。“文革”高潮过去后，他开始和李定兴合作创作《义和拳》，期盼终有一天可以发表。

写《义和拳》时查找资料

1966-1976这十年里，有人祸，也有天灾。有睦南道58号里，这对善良的年轻夫妇为保护友人不惜牺牲自己，又劫后余生时那发自心底的笑声；也有长沙路思治里，在大地震后房子塌毁，家当尽失，幸而一家平安的悲欣交集。在布满荆棘的路上，在混乱的时局中，冯骥才走得艰难，却始终保有自己“文学的良心”。

1977-1979：凌汛初来，春意回到人间

深秋的天津大学，草木摇落，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位于天大青年湖畔，舒朗的建筑线条颇具现代感，在秋风和满树红叶的映衬下，更显宁静优雅。

院内有大片清浅的水池，上百条红色锦鲤游来游去，不时激起层层水纹。

2013年夏天，北京几位好友前去拜访冯骥才，聊起人文社即将“搬迁”的事，大家颇为感慨，冯先生与人文社的故事太多了。人文社编辑脚印随即约稿，说：“期望您能把这些人和事记录下来。”冯先生欣然答应，于是便有了《凌汛》一书。后来冯先生每年增添一部，四年完成了“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记录下这段弥足珍贵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史。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

1977年，春天的讯息已经来到。经过严格的挑选和推荐，一批有潜质的青年作家住进人文社，进行“借调式”写作。所谓“借调式”，就是出版社把好的作家“苗子”临时调到出版社写作、改稿，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自己的作品，直到稿子达到出版要求。冯骥才就是这些“好苗子”中的一个，他得到总编辑韦君宜的赏识，借调到人文社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开始了他正式的“写作生涯”。

作家多了，房子不够住，社里便决定在后院盖一个折尺形四层红砖小楼。盖这座小楼有一半的活儿是由作家和人文社的编辑们干的。冯骥才改稿之余，参与抬沙拌灰也是常事。小楼很快建了起来，冯骥才是最先入住的人之一。

在人文社的日子快乐而忙碌，作家、编辑之间不断进行思想交流和碰撞。作家写就的稿子，编辑不满意，就让拿回去重改，有时候编辑也动手，严苛到像是对待自己的作品。冯骥才每改完稿，都要被责编送到总编辑韦君宜那里过目，总编辑“韦老太”也一遍遍修改。

那时社里仍保留着集体劳动的传统，闲暇时组织着去郊区割麦子，时不时还有篮球比赛等活动。有当过运动员的大冯在，人文社的篮球队一下拥有了“超级巨星”，能和外交部等机关的强队过过招儿了。那时冯宽已经慢慢长大，暑假期间，妈妈上班没法带他，他便常来北京陪伴爸爸。儿子睡床上，冯骥才干脆就用报纸铺在地上打个地铺，倒也凉快，父子俩怡然自乐。

“唯有时光倏忽去，后辈一片皆成人。”恍惚间旧日已隔四十年，冯宽也已到知天命的岁数，而这栋红砖小楼，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冯骥才《凌汛》

1977-1979年，在人文社的两年时间，不仅是冯骥才扭转人生、重新开始文学之路的转折期，也是整个国家发生巨变的关键时期。冰河解冻，各种思想激烈碰撞，文学也渐渐复苏，一切蓄势待发，即将崛起。

1979-1988：激流奔涌，不可遏止的文学时代

大树画馆里摆放了许多冯骥才的画作，除了一幅他年轻时凭超凡的记忆力和绘画功底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其他多为色彩绚丽的近年新作，灵秀自如，意味深远。

稍加留心，会发现这些饱含情感的画作大多是描绘秋天的景象。在画馆里等冯先生时，我们问冯先生的助手：“冯先生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吗？”她会心一笑，说是的。大家聊起观画的感受，猜想着，是不是大家眼中永远积极乐观、精力饱满，给人感觉也如春风化雨的冯先生，内心深处还是最向往恬静，或许也有一丝秋天般的惆怅？

1979年11月，又是秋冬时节，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之后，冯骥才回到天津，而他的生活和文学事业一跃进入了“火热的炎夏”，一如“激流中雪白的浪花”闪耀起来。

1980年代初，随着《铺花的歧路》《啊！》等小说的发表，冯骥才在全国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度和喜爱。天南海北的读者来信一次次塞满冯骥才的信箱，有的读者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只在信封上写“天津，冯骥才收”，也多半可以寄到，因为邮递员对冯骥才的地址实在太熟悉了。

回忆起这些来信，冯骥才心中仍十分感动。读者把他当作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向他感谢，向他倾诉，甚至向他忏悔，请求帮自己平反。有的信展开时有“沙沙”声，字迹时而模糊，他知道，那是写信人在信上滴落的眼泪。

读者的热情回过来又更加激发了冯骥才的写作动力，这种跨越千万里的心灵相通，也让他领悟到了文学的意义所在。可就当他信心满满、灵感迸发，准备创造一个文学奇迹的时候，身体却突然给了他当头一棒——用脑过度、精神高度紧张加上抽烟过多，让他生了一场大病，所幸在妻子的悉心照料和长期调理下，慢慢恢复了过来。

除了大病痊愈的欢喜，更添了友情带来的慰藉。冯骥才在《激流中》里写道，今天“仍然感受到那些留在岁月里昨日的情谊，叫我心动”。

冯骥才《激流中》

他还保留着当年生病时朋友们的问候信件。王蒙、刘心武、李小林、屠岸、李陀、蒋子龙、高莽、阎纲、路遥、严文井、李炳银、张洁、谌容、郑万隆等好友，要么写信安慰，要么登门拜访，陈建功甚至因为他去世的谣言而痛哭一场。这些作家在当时的文坛都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因为文学而相识，也始终保持着真挚纯粹的友谊，那种情形和当今已经不同了。

身体恢复后，文学创作也随之开始，那是一个有着无穷的激情和创造力的年代，人们热爱文学，介入文学。冯骥才与李陀、刘心武等人就“问题小说与人生小说”“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等文学问题的探讨，一度引起了整个文坛的关注和震动，也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改革和前进。

在文学和艺术之外，1982年，另有一件事闯入了冯骥才的生活——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了。从此，他要承担起国家和人民赋予的又一重责任。

又过两年，《神鞭》出版，这部在文体上颇具现代意味的小说，从题材和语言上，开始展现冯骥才对天津的乡土情结。

也是在这一年，经过多番周折，他们一家终于得以从思治里那间冬冷夏热、曾遭地震损毁又常有人推门而入的小房子搬出，搬到了胜利路云峰楼的新居，虽然只有一大一小两个单元，但拿到钥匙的那一刻，夫妻俩开心得声音几乎颤抖。直到那时，冯骥才的家中也没有什么像样儿的家当，除去锅碗瓢盆，多半是书。

冯骥才说，1984年发生的这两件事，是自己人生路上的“拐点”。一本小说为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一个新居，让他和家人在十六年后，终于过上了久违的安静生活，从此更对未来的美好充满憧憬。

1990-2013：在漩涡里，“一边陷落，一边升腾”

上一次拜访冯先生是在2017年5月，冯先生带我们参观了研究院的一间陈列室，这里除了存着海量的文化遗产保护资料，还有许多份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研究生论文。自2001成立，研究院内一直设有硕士点，其中有不少是冯骥才亲自带的研究生。

冯骥才曾说，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他的“四驾马车”。“我的四驾马车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因为我的车上的事较一般的车多四倍。”

在为人所熟知的大作家、大画家、著名文化学者等身份之外，冯骥才在教育界的成就也非同寻常。年初，冯研院和脚印工作室整理了冯先生入选各种版本语文教材的文章，汇编为《冯骥才语文课》一书出版，发现全国竟有上百种教材选用了冯骥才的文章。《珍珠鸟》《挑山工》《刷子李》等文章的阅读量要以亿为单位计算，受教群体的覆盖面从小学到大学，教材从国内最普及的语文课本到国外知名大学的汉语教程……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可见一斑。

借用王蒙的话说，大冯的成就，远不止这“四驾马车”。当然，压在他身上的这些马车的重量也就可想而知。

1990年代初，冯骥才回到了表达自我的绘画领域。相较于文学，绘画似乎更是属于他个人的事。他的画展从天津到济南，再到上海、宁波、重庆，最后到北京中国美术馆。跋山涉水，从北到南，每一个画展都反响巨大，每到一处都是观者如云。

1992年冬，在中国美术馆前

也正是在办画展的这两年里，冯骥才接触到并了解了藏在大好河山里的众多名胜古迹，同时发现了在改革浪潮席卷下，正在全国发生的可怕的文化现实。

在山东东平县“一线天”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几个山民的孩子举着锤子高喊：“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这样的场景，深深地刺痛了冯骥才。当时全国类似的事情到处都在上演，这也促成了他角色的转变，从一名登堂入室的画家，一转身投入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中去。

不论在自己从事的哪个领域，冯骥才都有着非凡的行动力。在他的画展最火爆的时期，为了筹集保护文化遗产的资金，他毅然选择了卖画。善良的妻子也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夫妻俩挑选出最好的精品画作义卖。在故乡宁波，他自己卖画为宁波文联筹措二十万，重修了贺知章的祠堂，从而让祠堂得以保留；游历周庄，他甘愿自掏三万，只为留下一栋精致古朴的“迷楼”……1990年代初，那些数字对于个人而言显得太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