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一部建党献礼片《觉醒年代》，让许多人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中国大地，剧中许多人物都刻画地生动形象，尤其是青年演员曹磊扮演的鲁迅，被许多年轻人亲切地称呼为“迅哥儿”，虽然戏份不多，但几乎场场高能，每逢他一出场，弹幕上总是满屏的表白，直呼“鲁迅yyds”。

但事实上，关于鲁迅，《觉醒年代》呈现得并不完整，鲁迅的晚年生活几乎没有涉及到，尤其是关于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的原因，其实时至今日，依然扑朔迷离。

很多年里，世人都认为鲁迅是死于肺结核，但1984年的时候，上海二十多名医生联合复查了鲁迅生前的x光片和主治医生的诊疗记录，却得出结论：鲁迅的直接死因是左侧“自发性气胸”，推翻了普遍认为的死于肺结核的说法。

但对于这个结论，鲁迅的亲属却不接受。

2001年，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出版回忆录《鲁迅与我的七十年》，公开对鲁迅生前的主治医生，一个日本军医提出了严厉质疑，称他对鲁迅有明显“误诊”，并罗列了诸多疑点，同时称1984年医生得出的“自发性气胸”死因，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关于鲁迅的死，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周海婴为什么言之凿凿称日本军医有明显“误诊”，证据如何？下面就说一说这个事情。

关于日本军医

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日本军医。

他名叫须藤五百三，1876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1898年入伍担任日本陆军三等军医，曾随军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1918年退伍，之后不久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私人须藤医院。

1932年，因为幼子周海婴体弱多病，鲁迅经一名日本友人介绍便认识了须藤，并委托他为儿子周海婴诊病，因为效果明显遂对其有了信任，一来二往熟络之后，便同时委托他担任自己的诊疗医生，当时鲁迅曾患消化不良、胃痛、肺痛等，不过病情并不严重。

因为须藤比鲁迅大5岁，且已经拥有三十多年从医经验，于是鲁迅以及家人都习惯称之为“老医生”。

从1932年到1936年，四年时间里，鲁迅和须藤之间形成了超越医患的，更接近于朋友的友好关系。

在鲁迅家中，须藤非常受到尊敬，上至鲁迅本人，下至家中保姆，都非常敬重他。

须藤每次为鲁迅诊治完毕，许广平都会主动帮须藤拿药包，友好地送他下楼，打开门闩，递上皮提包，目送他出门；鲁迅家的保姆对须藤医生同样十分敬重，表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友好待客之道。

而须藤对鲁迅也十分关照，从用药、测温到日常饮食，事无巨细，一一交代给许广平，耐心细致，非常负责任。

当发现鲁迅烟瘾过重时，须藤也曾多劝说鲁迅克制抽烟，并屡次建议鲁迅到日本疗养，只不过迫于国内形势，鲁迅迟迟没有接受须藤的邀请，坚持留在国内写作。

应该说直到1936年鲁迅发病前，须藤医生与鲁迅一家人的关系都是非常要好的。但时间来到1936年的时候，事情却屡屡出现“意外”。

鲁迅临终前的半年

1936年3月，鲁迅身体突发疾病，气喘得厉害，且高烧不退，据鲁迅自己推测，可能是此前在阴冷潮湿的书斋里查资料太久而受凉导致，他本人并未放在心上。

当时须藤及时为鲁迅开了药，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次鲁迅迟迟不见好转，一个多月内都困在家中，期间鲁迅一边养病，一边坚持校对书样。

直到5月下旬，鲁迅的几个好友，比如宋庆龄、著名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等，因放心不下鲁迅的病情，坚持找来了一个美国肺病专家邓医生（Dr.Dunn），通过听诊、叩击等手段，得出结论：鲁迅病情十分严重，已经是肺结核晚期，如果及时诊疗，还可以再活五到十年，否则，将活不过半年。

一听到这个结论，许广平等鲁迅亲友几乎惊住了，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未预想过鲁迅的病是如此严重，包括须藤医生在内。

此前，须藤对鲁迅的诊疗，一直都是围绕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等用药和调理的，因此听到所谓肺结核晚期的诊断，须藤根本不信，还是坚持自己的诊疗方案。

直到6月下旬，鲁迅被安排拍了一张X光片，以及从咳痰中检测出了“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后，须藤才终于改变之前的诊断，从1937年7月开始，为鲁迅按照肺结核病治疗。

中间，鲁迅胸中积液被抽出后，病情也曾一度出现明显好转，鲁迅身体虽然仍瘦弱，但精神面貌却很好，好友甚至开始策划为其举办一个纪念活动。

但万没想到的是，同年10月17日左右，鲁迅病情再度出现危重，不到两天后，就在家中与世长辞。期间，一直都是须藤负责为鲁迅诊治。

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不知是不是因为鲁迅去世的消息过于震惊，在许广平等诸多亲友的坚持下，须藤被要求写下了一份《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详细写明了他在鲁迅病逝前的相关诊疗记录。

也正是从这份病历开始，诸多疑点开始浮出水面，这些疑点也成了周海婴等鲁迅亲属，多年奔波查证的重要原因。

疑点重重

首先是关于这份诊疗记录《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

撇开大段对鲁迅意志坚韧的赞美，许广平发现，须藤有虚假记录，比如他刻意提前了对鲁迅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这种明显的倒填治疗时间的做法，引起了许广平、周建人的初步怀疑。

其次是关于须藤在鲁迅临终前的一些言行。

比如在10月18日晚，在鲁迅病情已经明显十分危重的情况下，须藤不仅没有提出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反而告诉许广平“过了今天就好了”，然后就离开了，结果在第二天早上五点二十五分，鲁迅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

许广平周建人等在鲁迅去世后，对须藤的这个奇怪言行，始终未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怀疑。

再次是关于须藤在鲁迅去世后的一些行踪。

自从1936年鲁迅去世后，须藤便彻底与鲁迅一家断绝了往来，虽然他多年住在上海法租界，但直到1946年离开中国，都没有与许广平等鲁迅亲友有过任何联系，这与之前两家保持友好交往的历史不符。

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曾多次东渡日本，企图联系须藤，希望重新查证鲁迅病逝前的细节，但奇怪的是，许多此前不太亲密的好友都找到了，却始终无法联系上须藤，这让他们更加无法释怀。

事后证明，须藤从1946年被遣返回日本后，一直在老家冈山县开办诊所，直到1959年去世。

最后是关于须藤的一个特殊身份。据周海婴在书中所写，据有关人士证实，须藤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

这些疑点重重叠加在一起，让鲁迅去世的真实原因，始终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周建人晚年

公开质疑

在1949年之前，因为国内战乱等原因，关于鲁迅死因的调查始终无法真正展开，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们才开始对此展开公开调查。

1949年7月，鲁迅的胞弟周建人给许广平写信，称“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

同年10月19日，周建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文，将心中的关于鲁迅死因的所有疑惑都公布了出来，希望相关结构出面找到须藤，将此事彻底调查清楚。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须藤早已于1946年就回了日本，调查陷入困境。之后多年，因为国内形势多变，这件事犹如石沉大海，始终无人问津。

期间，周海婴通过母亲许广平，叔叔周建人等人的回忆，获悉并记录下了相关疑点和证据，这为日后他出书提供了重要参考史料。

▲许广平晚年

1984年，随着一篇《鲁迅之死谜释》，鲁迅死亡原因的查证，再次浮出水面。当时，上海9家医院的23名胸外科医生，通过对鲁迅生前的X光片，以及须藤的诊疗记录的复查，最后得出结论如下。

鲁迅生前曾患：1、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2、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病；3、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据此，医生推断鲁迅死亡真实原因，是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由此也推翻了世人常传的肺结核的说法。

但对于这个说法，周海婴却并不接受。

根据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鲁迅与我的七十年》记载，周海婴认为须藤提出的诊疗记录，是存在明显虚假记录，因而，以此为基础去推测鲁迅的病因，也是极其不合理的。此外，对于须藤在鲁迅去世前以及去世后的诸多疑点，至今仍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因此在2006年，周海婴带着X光片再次找到了一个上海的胸外科专家，经过专业查看后，此教授认为，“判断鲁迅是‘气胸’为死亡原因，根据不足，估计是肺病菌毒素引起身体衰竭，肺氧不足致功能衰竭死亡”，换言之，鲁迅当时如果及时送医院，是不会突然去世的，这是须藤的重大“疏忽”。

但对于这个“疏忽”究竟是无意还是有意，周海婴无法给出准确结论，因此在书的最后他无奈地说，“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相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周海婴

如今，随着许广平周建人周海婴等鲁迅后人相继离世，关于鲁迅死因的探究已经再次被束之高阁了起来。

虽然根据周海婴所记载，须藤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的“疑点”，比如身为拥有三十多年从医经验的人，未能及时诊断出肺结核晚期，反而长期当作慢性支气管炎治疗，比如在发现气胸症状后未及时送医院，反而离开病人，比如在鲁迅病逝后，常年渺无音讯，等等，但斯人已逝，真相究竟如何，似乎已经无从知晓。这也是鲁迅身上最大的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