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诸多电视连续剧，对于顾顺章其人，观众大致有这样的印象：20世纪30年代初，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的多个秘密机关，导致中共的地下组织遭到极大破坏。电视连续剧传递给观众的这个信息是尊重史实的，不过，电视剧中纷繁的情节，多少有演绎的成分。抛开演绎，让专家来为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顾顺章。
顾顺章被捕前后的真实情况
真实的顾顺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必要作个简单的介绍。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特科下辖四个科，一科科长洪扬生主管总务、二科科长陈赓主管情报、三科科长顾顺章主管“红队”、四科科长李强主管通讯。
三科科长顾顺章很年轻，很有本事，也很能干，曾屡立奇功。比如，1929年11月，他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之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的头上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由此可见，顾顺章培养出来的特科人员，身手确实不一般。
1931年春天，周恩来派顾顺章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成功护送张国焘后，顾顺章不顾周恩来的反对，留在了武汉，逗留期间，还跑去表演魔术。有一天，在表演时，观众当中有个叛徒，认出了顾顺章并告密，导致顾顺章被国民党武汉侦缉处逮捕。被捕后，顾顺章很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更多的情报却不肯讲。他提出，不要走漏任何风声，要求当即用军舰将他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武汉方面并没有听从顾顺章的建议，而是先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连发六封秘电。当天是4月25日，恰逢周末，徐恩曾去上海度假，电报落在了他的主任秘书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的真实身份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接到第三封电报时，他拆开电报，译出电文后，大吃一惊，旋即派女婿赶往上海，通知中央特科的同志。
▲钱壮飞
由于及时得到了消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些最重要的机关领导人都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地址。但是，时间仓促，来不及转移的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800多人。
顾顺章叛变后留下的历史谜团
顾顺章曾被认为是中共历史上罪恶最大、危害最大的叛徒。近年来，随着新的资料的出现，对顾顺章其人，又有了更多的认识。其中，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有限公司原副总编辑吴基民，曾撰文详细讲述了顾顺章叛变后留给人们的四个谜团。
谜团一：顾顺章是否向国民党隐瞒了许多机密？
通过研究最新发现的资料，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
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在被捕后有这么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包括顾顺章在内的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不久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1931年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
据杨奎松教授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披露：“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全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因此，除了有回忆指出顾顺章供出了周恩来和另外两名中央委员过去的住宅外，顾顺章被捕最严重的危害多半是带着国民党特务人员巡视南京各监狱，指认中共分子……”
一方面穷凶极恶地带着特务亲自到香港去诱捕蔡和森，另一方面故意隐瞒了许多机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或许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一个谜团！
谜团二：陈赓为何拜访顾顺章彻夜长谈？
▲陈赓
顾顺章叛变以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徐恩曾不放心，就委派自己的亲信王思诚作他的秘书，同时让同为中共叛徒的王国标、李志远和胡洪涛等住在一道，以便监视。
为了提防中央特科红队的报复，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有事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进行面容化妆，通常是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一下子就使得容貌大变。
由于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在顾叛变以后被特科红队处置，顾顺章在平时总是郁郁寡欢。于是，徐恩曾就委托王思诚替顾顺章介绍一位女子作后妻。王思诚托手下一个工作人员吴洪林帮忙，为顾顺章物色了一个女子，此人便是南京姑娘张永琴。
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改嫁他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在她90多岁高龄时，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6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办得很隆重，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并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
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这幢小楼对外称作“王公馆”。
顾顺章平时很少外出，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胡洪涛夫妇，以及一些同为共产党叛徒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顾顺章当时已经萌生退意。他将蒋介石给他的礼金等，从一些古玩贩子手里买了一些古董，足足装了两个大箱子，只待时机一到就物色一个铺面开店谋生。
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见面，促膝长谈，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陈赓与顾顺章谈了什么？这大概是顾顺章叛变后留给我们的第二个谜团。
谜团三：顾顺章在日本近5个月究竟做了些什么？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因保镖林金生出卖，将顾顺章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而与徐恩曾大吵了一场。之后，由徐恩曾安排，他搬过一次家，住进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一所小屋——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在特务系统里的左臂右膀，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1931年，徐恩曾的中统逮捕了顾顺章，从而立下了大功，自然使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由于手下许多特务对顾顺章的吹捧，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笑眯眯地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现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徐自然非常不满，他还曾当面威胁过顾顺章，说是要枪毙他。顾顺章心里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徐恩曾将顾从安品街搬出，为他在南京城南甘露寺5号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为了表示自己对顾的信任，徐恩曾特意安排顾顺章到日本休息养病。1934年4月末，顾顺章去了日本。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顾利群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回家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就这样，经不起徐恩曾的一再催促，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了南京。
顾顺章在日本住了近5个月的时间。期间，他做过些什么？他又接触过哪些人？这些，从未见到任何资料披露过。而这，是历史留下的又一个谜团。
谜团四：突然遭蒋介石下令枪决的真相是什么？
据张永琴回忆：顾顺章回南京不过两个星期，10月2日吃过晚饭，顾顺章被徐恩曾派员接去谈话，从此一去不返。
关于顾顺章的死，据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说了这么一大通话：“共产党固然不好，但国民党更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立新的共产党组织……”这些人虽然原来都是顾顺章的铁杆部下，但现在都背叛了革命，加入了中统，于是难免有人将这番话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恩曾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因此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被顾顺章原先的部下童国忠和张文农获悉，出卖给了徐恩曾。徐恩曾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他们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的途中，还用铁链子串在顾顺章的锁骨上。
据曾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大特务蔡孟坚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所讲：“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也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他写道：“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恩曾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的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