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2年1月，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先生因病离世。
而就在他逝世四个月后，断绝联系二十多年的中美两国便重新打开了沟通的大门，中美关系破冰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一对美国夫妇乘坐飞机来到了中国，并专程来到了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故居。
这对美国夫妇正是与林、梁二人失联22年之久的亲密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
二十多年前，费正清夫妇正是在梁家茶座上，结识了活泼爱笑的林徽因以及斯文腼腆的梁思成。
二十多年后，当他们重返故地，这故居的主人已然远去了。
作为挚友，费正清夫妇对梁思成夫妇的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夫妻二人便产生了为他们撰写传记的想法。
而在搜罗资料的过程中，费慰梅竟意外获悉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林徽因临终前的遗言竟让梁思成遗憾终身。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被父辈安排好的伴侣
我们都知道，林徽因在16岁那年跟随父亲远赴欧洲历练。
那段时期，林徽因既是父亲的随行翻译，也是父亲的贴身秘书。
欧洲大陆让她见识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她领略到了西方文学的璀璨光辉。
同时也让她遇见了那个令她陷入爱河的浪漫男人——徐志摩。
徐志摩对林徽因疯狂追求，让这个只有十六岁的少女乱了方寸，而就在这时，林徽因的父亲竟突然带着女儿返回了国内。
难道林父察觉到了女儿与徐志摩的关系？难道林父反对两人之间的感情？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分析，林父的确发现了女儿与徐志摩之间的纠葛，他也确实不赞同两人的婚事。
这不仅仅是因为徐志摩是个有妇之夫，更是因为早在多年之前，林父就已经为女儿选好了结婚的对象。
此人正是林父好友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
1921年11月，林徽因与父亲从欧洲回国。
此后不久，一个少年就变成了林家的常客，他就是梁思成。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在交往密切的父辈的撮合下，林徽因最终还是和梁思成结成了伴侣。
订婚那天，梁思成问林徽因：
“为什么会选择我？”
林徽因看了看他，微微一笑，用温柔的声音轻声告诉他道：
“这个问题我会用一生去回答，怎么样？你想听吗……”
1924年，在父辈们的建议下，梁思成与林徽因双双赴美求学。
由于梁思成与林徽因都对建筑学怀有莫大的兴趣，所以两人便都想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
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的建筑系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大师保罗·克瑞，所以全世界对建筑学感兴趣的学子们，都将进入宾大视为追求的目标。
当时，建筑学还是一个新兴专业，很多中国学子对这一专业并不怎么了解。
而梁思成之所以会对这个新兴专业感兴趣，说到底还是受到了林徽因的影响。
当年在陪父亲旅居欧洲的时候，欧洲的现代化建筑让林徽因大开眼界。
那时候的她忽然发现，只有建筑学才能够将她对技术的渴望以及对艺术的追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从那一刻开始，还是少女的林徽因就将建筑领域视为自己将来追求的目标。
可是，这个少女时代所萌发出的梦想，却在专业申请的时候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阻碍。
原来，早在林徽因赴美留学之前，林父就通过一些驻外机构或留学团体，咨询了女儿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专业的可能性。
可最终收到的结果令林父非常的遗憾。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主任邮寄给林父的回信中，他明确地告诉林父：
宾大建筑系从不招收女学生，其理由是：建筑系的学生经常要熬夜绘制图纸，这对于无人陪伴的女生来说不甚方便。
无奈之下，林徽因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进入宾大艺术学院的美术系深造。
可即使是这样，她也没有放弃学习建筑的梦想。
在学校的选修课程上，林徽因几乎将建筑系学生所要掌握的学科全都学习了一遍。
林徽因在校期间所做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
当她从宾大毕业的时候，这个因学习美术艺术而进入学校的女学生，却获得了建筑系的助教资格。
纵使学校的规定无法让林徽因成为一名正式的建筑系学生，但她仍用坚持不懈的努力，完成了一名建筑师应有的训练。
这种对梦想的执着值得所有人去赞美与学习。
192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蒙大拿报》曾对林徽因做过一次专访，在这次专访中她表示：
“等我回到中国，我要带回什么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真正含义。”
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国之后，便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之中。
那时，东北大学的建筑系才刚刚设立，林徽因和梁思成既是该系的教学老师，也是该系的教育领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林徽因和梁思成为了躲避战火选择回到北京。
在北京，两人完成了婚礼，并在此后的一次聚会中，结识了我们上文提到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纵使中国军人舍生忘死地阻击敌人，但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距，仍使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军事重镇沦落日寇之手。
国破家亡，林徽因与梁思成也不得不背起行囊踏上四处流亡的路途。
当时的清华大学为躲避战火搬去了长沙，林徽因与梁思成便也计划带着家人搬到那里。
此前因为工作需要，林徽因经常要和丈夫去外地进行考察。
因为在那些空气潮湿且弥漫灰尘的古庙、古寺中工作的时间太久，林徽因的呼吸道患上了疾病。
在离开北平之前，她曾到医院做过检查，医生警告她：禁止疲劳奔波。
但此时，她的行囊已经收拾好了，为了家庭，为了信仰，更是为了生存，她不得不拖着病躯艰难上路。
这一年林徽因三十三岁，如果此前她的人生可以用绚烂多彩来形容的话，那么前方等待着她的将是空前悲壮的流亡，将是颠沛流离的苦难。
那一天，林徽因、梁思成带着家人、背着行囊，与西迁的学生、逃难的农民、成箱的书籍、珍贵的牛羊汇成了一滩苦难的“潮水”，缓缓地漫过中国大地……
二、流亡与苦难
1937年10月，梁思成一家不知坐了多少次列车，不知住了多少次旅店，终于抵达了长沙。
梁思成在当地租下了一间房子，一家人的生活也算暂时安定了下来。
在抗战之前，林徽因与梁思成都是典型的富家子弟，林家更有保姆负责打扫卫生，有厨师负责一日三餐。
可眼下，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都压在了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肩上。
这种巨大的变化虽然让夫妻俩有些不适应，但现实的残酷逼着他们去学习，去改变。
不久之后，清华、北大、南开的一千多名师生纷纷来到了长沙，国民政府随即决定，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
当时，许多从北平而来的老朋友，总会在夜晚来到梁思成的家中，大家一起讨论战争的局势。
每次讨论结束之后，众人都会高唱抗日救亡的歌曲。
随着日军对长沙不断地实施轰炸，林徽因与丈夫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这里，他们接下来的目的地是中国西南的大后方——云南。
当时日本为了切断国际上对于中国的物资援助，封锁了所有海上通道。
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紧急修建了一条生命通道——滇缅公路。
一时间，国际援助给国内的药品、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这条公路运到中国。
但为了切断这条运输线，日军开始对云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猛烈空袭。
中国战场的大后方，竟在此刻成为了战火纷飞的最前线。
来到昆明之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又开始为了生存而发愁。
夫妻两人经常对外宣布：愿意为政府或其他公共机关效力。言外之意就是想承包一些政府工程的建筑设计工作。
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去看，一些重要的市政工程，都被当地的知名建筑公司所垄断，所以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任何工作的邀请。
眼看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梁思成不得不重拾“教书先生”这个老本行，到云大给学生补习英语。
虽然此后不久，林徽因与梁思成接到了设计西南联大校舍的任务。
但作为一个战时校园，西南联大校舍的建造经费十分有限，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设计方案被一改再改。
然而，正是在这样困难的一段时期内，梁思成和林徽因却在昆明设计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住宅——那是他们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自己设计房屋。
这栋由夫妻两人自己设计的新家于1939年6、7月份动工，经过半年多的建造在1940年初春完工。
整个新家由两排独立的平房组成，建筑面积大约有150平方米。
梁、林是迫于生活压力为自己盖房子——总比付租金划算。
最后这所住宅的建筑费用，还是通过他们的好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1940年9月寄来的支票才得以付清。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与梁思成再次回到了老家北平，不久便收到了清华大学教师住宅的设计邀约。
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主动挑起了内战，解放战争爆发了。
解放战争结束后，林徽因与梁思成选择留在大陆。
此时的他们早已摩拳擦掌，准备拥抱那个崭新的中国，准备用双手去建造他们心中的国家。
但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林徽因与梁思成也即将迎来全新的挑战。
小结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大部分的百姓与官员都认为，无论是巍峨的故宫还是林立的牌楼，只要是古典的建筑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必须铲除干净。
可林徽因与梁思成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知道，这些古老的建筑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完美展现，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
不仅不可以拆除，而且还要得到妥善的维护。
最终在梁思成、林徽因等人的不懈坚持下，这些古建筑、古城墙才得以保存至今。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中，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提倡下，北京市的一些全新建筑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一些传统建筑的风格。
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美术馆、北京西郊专家招待所（现友谊宾馆）等。
1955年，由于常年不辞辛劳地工作，梁思成与林徽因的身体都累出了毛病。
随着工作压力的不断增大，夫妻两人各自的病情逐渐加重，最终住进了医院。
林徽因是一个坚强且独立的女性，即便自己的肺病越来越重，可她依旧不愿意向外人倾诉自己的痛苦。
那段时期，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会时不时地来医院看望她，与她聊聊天。
林徽因表面上装出一副很自然的样子，可实际上当时的她连聊天这种简单的事，做起来都非常困难了，往往说不上几句话就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1955年3月31日深夜，林徽因突然叫来护士，希望她能够把梁思成叫来，自己想见他一面。
当时为了更好地照顾妻子，一样正在养病的梁思成特意把病房安排在了妻子的隔壁。
可由于当时实在太晚，梁思成已经熟睡，护士便建议明天一早再让两人见面。
可怎料，仅仅一夜过后，林徽因就离别了她所热爱的城市，离别了她所挚爱的亲人。
后来，“我有话对思成说”——这句林徽因临终的遗言，就成为了梁思成终身的遗憾。
